一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帶動鋼鐵產能增長慣性所致。進入21世紀以來，我國鋼產量由2000年的12850萬噸提高到2012年的71654萬噸，累計增長4.58倍，年均增長15.4%;同期粗鋼表觀消費量由13886萬噸提高到67270萬噸，累計增長3.84倍，年均增長14.1%。高速增長的慣性遇上因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需求增長急劇減速，勢必導致階段性供求失衡。

二是總規模龐大和產業高度分散，企業個別決策容易忽略總體產能過剩的風險。我國有不銹鋼鋼鐵冶煉能力的企業有500家左右，其中不銹鋼鋼產量最多的河北鋼鐵集團占全國鋼產量的比例只有6%，而且多數大型企業集團內部尚未實現業務分工和重組，子公司之間存在同業競爭關系。在這種市場結構下，企業容易產生“總產能雖然過剩，但不多我這一點兒”的想法;在市場供求矛盾加劇時，容易陷入誰也不肯率先減產的“囚徒困境”。

三是保守的消費預測和政府過度干預。中央政府主管部門核準投資項目的主要依據之一，是根據已有產能和未來需求判斷是否存在產能過剩。但近十幾年來，投資主管部門的預測從來都是保守的。在此情況下，投資主管部門認為“產能已經過剩，不能再上鋼鐵項目了”，結果管住了“守規矩”的國有大型企業和先進項目投資，卻對因陋就簡建設的小鋼鐵疏于管理，造成產能盲目擴張，落后產能大量涌現。

此外，在投資方向指引上，過去一直把“裝備大型化”作為產業升級的重要標志，引導企業把高爐、轉爐越建越大，同時盲目與發達國家比“板管比”。于是，大型企業爭相上板材生產線而放棄長材生產線，造成板材產能過剩程度遠遠高于長材。而且，與板材連軋機配套的大型高爐、轉爐在技術上很難根據市場變化調節生產節奏，于是只好以低價出售，造成大型板材生產企業巨額虧損。

四是地方政府出于“GDP崇拜”、地方財政收入和地方勞動力就業等多方面的考慮，對本地鋼鐵企業違規上項目擴大鋼鐵產能持默許、縱容甚至支持態度。在市場出現變化，企業遇到困難時，地方政府往往動用公共資源避免其退出市場。默許企業環保不達標現象，也是地方政府此種動因的表現之一。

五是缺乏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退出機制。如果前面4條是產能過剩產生和存在的原因，這一條則是產能過剩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的原因。換言之，如果在一個公平競爭、進退有序的市場(如家電、服裝、飲料等行業)，產能一旦過剩，能夠及時、自發化解，就不會對行業發展造成嚴重影響。然而，不銹鋼鋼鐵行業本身是資本密集型產業，退出成本高，加上普通鋼材的技術門檻低，同質性強，在市場供大于求的形勢下，企業很容易將價格戰作為首選競爭手段而不會輕易退出。

而且，中國不銹鋼鋼鐵行業存在國有、民營二元所有制結構。從整體上看，國有企業裝備水平高，產品質量好，但由于缺乏靈活的市場反應機制、企業要承擔相應社會責任等方面原因，經濟效益較差;民營企業裝備和產品質量較差或處于一般水平，但由于其市場反應靈敏，加之有些企業環保投入不到位，存在內部成本外部化的現象，整體上的盈利好于國有企業。在這種市場制度環境下，自由競爭的結果很可能是劣勝優汰;但不按市場規則辦事，允許一部分不銹鋼企業“虧本干”，行業效益就一定好不了。目前我國不銹鋼鋼鐵行業就處在這種“兩難”的境地。

六是企業重產量輕質量。主要是一些企業煉鋼環節吹煉時間不夠(雜質去除不凈)，連鑄中間包澆余鋼水不夠(容易把渣澆進鋼坯)，這些企業的裝備雖然做到了超能力發揮，但犧牲了產品質量，也相對增加了整個不銹鋼行業的富余產能。換言之，如果每個不銹鋼企業都能做到規范生產，設備產量就會適當降低，富余產能就會相對減少。